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取得了辉煌瞩目的成就，但面向未来，这一工作任重而道远，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做得更好是我们当下及未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和教育者，我想更多的从经济学角度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读大学的时候用的多是美国学者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向我们展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谓伟大之处。入门的教材里面充斥着“想象一下你在美国的纽约，早上起来之后就能喝到非洲产的咖啡，拉美产的水果”这种对繁荣景象的想象和描述。但是，用生态的眼光去看，这种市场经济的无序繁荣本身就蕴含着毁灭的种子。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包含着高密度的远距离贸易，蕴含着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肥力，非洲的咖啡和拉美的水果运到纽约、欧洲后成为消费品，而后营养转变成当地的垃圾。对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城市来说，这些是最后沦为垃圾的产品。但是，在传统农业社会里这些人粪尿之类的物质并不是垃圾，反而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在一个没有远距离贸易、没有频繁的物资跨区域流动的情况下，这些营养成分会流动到原来的地方，并不断循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大家可以认为循环的经济和生态，就是一个闭环的系统。但是在当代，尤其是过去两百年全球化、市场化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那就是土地的肥力以产品的形式被运输到别的地方，其产出的营养永远没办法回到原产地，进而导致产出地的肥力慢慢的变少，长此以往走向不可持久与毁灭，这被称为新陈代谢的断裂。

  几百年来，这种模式反映出来的，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工业文明问题。习在谈及生态文明时曾指出，人类文明经历了多种历史形态，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还有未来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究其本质，从生产关系上来说，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和决定性特点并不在于工业，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高度不平衡、不和谐的关系。人类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城乡矛盾始终存在，过去两三百年，这种不和谐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难以为继。因此，习强调，在这种深刻矛盾的情况下，必需要搞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特点是要修复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有没有工业并不是关键，重点是多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在过去几百年形成的高度紧张的关系。肥力从一个地方集中到城市变成垃圾的现象就是当代城乡矛盾的物质基础。

  过去两百年，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世界上出现过两种解决办法，但二者来自同一种基于工业文明的思路，其解决办法与西医一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寄希望于通过化学的方式对缺失的肥力做补充，从李比希到布劳格，都主张培育人工的肥料补充土壤肥力。在19世纪，由于有机化学工业尚未出现，所谓的肥料就是鸟粪。美洲散布着很多小岛，鸟类在此栖息并留下很多鸟粪，为了挖掘鸟粪，很多华工被当作苦力运往该地区，当时欧洲美洲农业革命的基础就是这些廉价的华工。进入20世纪后，通过对氮磷钾等各种元素进行不同配比，复合肥被大范围的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处理问题，反而使得农业愈发依赖化石燃料和复合肥。

  各种对土壤进行补肥的方式往往是所谓“绿色革命”的核心部分，但这不是“绿色生态”的绿色，而主要是为了与“红色革命”进行区分。在解放前，洛克菲勒基金曾在墨西哥搞科学实验、在中国做乡建社会实验。帝国主义者试图探索治理东方欠发达社会的新路径，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革命将洛克菲勒及其实验从中国赶了出去，福特基金会和其他这些组织都把眼光投向了印度，其承接了过去的技术社会实验，并创造出新的理念，即所谓的“绿色革命”。“绿色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布劳格，他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并不是科学奖，其含义不言而喻。

  冷战早期的福特基金会主席霍夫曼(Paul Hoffman) ，他同时也是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者。他曾说道，“如果在1945年，我们就在中国做了这一个项目（绿色革命），一年成本可以不超过两亿美元。印度，在我看来，就是1945年的中国”。

  从印度的人均谷物产量来看，1965年后，印度小麦的亩产量上升迅速，而其他重要的作物如大米和高粱的亩产量则上升缓慢。印度粮食人均产量上涨的速度在这之后没再次出现太大的变化。所谓绿色革命无外乎就是种子、化肥、水利工程等等，这些单纯的技术方法并没有真正改善和提高印度人养活自己的能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世界人均谷物产量曾经出现过一股上升的潮流，但是在此之后便陷入了长期停滞的状态。2010年代的世界人均谷物产量甚至一度没有超过80年代早期的人均水平。因此，哪怕是从世界整体的生产力而言，绿色革命的潜力也已经耗尽了。

  来自朝鲜的示例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朝鲜虽是中国的邻国，但很多中国人对朝鲜知之甚少，甚至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抛开别的问题，朝鲜实际上展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案例，那就是朝鲜对于绿色革命投入巨大。早在金日成时期，朝鲜就提出农业要实现电气化，其农业发展一度取得非常好的成效，远超韩国，但这同样完全依赖于化肥的使用和投入。1961年至1991年，其化肥和谷物产出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初期受地理政治学变动的影响，朝鲜的化肥投入下跌90%，直接引发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下降，进而引发了被朝鲜称之为“苦难行军”的粮食困难时期。当时，朝鲜的重工业在东北亚地区已属首屈一指，但因为完全依赖于工业文明的农业，最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至于到现在也没有从困境中完全走出。

  相较于前者，韩国、日本的表现如何？从2020年东亚几国的粮食产量情况去看，朝鲜的化肥强度约为每公顷14千克，产出谷物3496千克，这一表现十分好。因为日本、韩国的化肥强度超过朝鲜十几倍不止，但产出的谷物单产也仅仅为朝鲜的2倍。实际上日韩两国完全是靠着大量的化学投入加上大量的粮食进口，才能维持现有的局面。两相对比，朝鲜在条件艰难的背景下能达到现在的程度非常了不起，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朝鲜努力地走出工业文明下的化学农业、工业化农业的一个缩影。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科学种田的实践活动和广泛的农技推广网络，在中国特色的绿色革命当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到了最近这些年，全国很多地方有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化纵横》2024年6月刊文章《中国农业为什么必须生态转型》（丁玲，许准）里面列举了一些我国当代生态农业的典型例证。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生态实践假如没有党的领导或者没有集体力量参与，其难度非常之大。此外，中国历史上和当代都有众多的群众生态农业实践，我们当代的生态文明探索应该对这些实践进行总结并予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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