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后疫情时代，世界粮食发展与安全格局发生新变化。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持续解决好吃饭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作为农业的“芯片”，种子对我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它们，很多生命都无法存在，我们也无法栖居于文明社会。种子安全作为战略问题日渐被各国所重视。世界著名的“千年种子库”奠基人彼得·汤普森所著《种子与人类文明》，系统阐述了植物种子的演化史、人类文明与植物种子的关系，讲述了植物塑造人类文明的精彩故事。

  远古时期的人类给出一个答案——食物。这批世界上最早的农民，将种子视为便于存放的脱水植物，而且知道种子当中富含营养。为了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营养，在1万年前，人类与种子合作的迷人故事便开始了。

  几千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会了如何去耕耘土地，播种从野外采集的禾草等植物的种子，培育、收获并储藏新生的种子。种子便于运输、随时可用和有较长储存期的优势，将人们从日复一日的采集、挖掘和狩猎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

  被挑选出来的种子，大多都是一年生的植物。因为生命周期更短的植物，会把所有能利用的资源都用来繁衍，而不是浪费在别的部位，比如叶和茎。

  有趣的是，人们在培育种子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从自然提供的东西中获得最多，而不是获得想要的。每种植物都有特殊的需求，也有自己的种植方法，与周围环境紧密契合。人们会根据当地的环境情况，选择少数的几种谷物，专心种植。在农业尚不发达的过去，一些地区的自然环境更适合种植小麦和水稻，比如地中海地区、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而在美洲等地区种植玉米则是普遍的选择。

  直到12世纪，全世界的农民从植物杂交产生的果实中年复一年地收获着。他们播种的种子就是先前种子的样品。偶尔会有人向周围的人宣传从市场上买回的种子，或者和邻居交换种子，但总体上，自给自足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人们坚信在好的年份里，无论如何都能生存下去。

  粮食和种子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古今中外的执政者都把粮食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看待。对谷物进行补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措施。在罗马共和国后期，领导人通过发放免费的食物，或者对谷物进行补贴，来安抚不满的民众。即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正常的看到很多地区有类似的行为。

  读懂种子，不止限于它们为咱们提供食物(从谷类、豆类到食用油)，以及纤维织物、清洁剂和燃料。相比于这些直接的用途，种子对于耕作农业、蔬菜种植和畜牧业都至关重要。由种子发育而来的禾草所组成的草地，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成为永久牧场，鸡、猪和肉牛在几乎只依靠某一种谷物的精养系统中饲养着。大规模的农业综合企业支撑着现代经济和它所供应的消费生活群体。

  但更吸引人的，还是种子在人类不断扩张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中，对照欧亚大陆的小麦和美洲大陆的玉米，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特性使小麦拥有促进城市建立的力量，而玉米却没有呢？

  《种子与人类文明》作出这样的解释——那些培育和日常生活依赖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人，他们种植的庄稼和食用的谷物相对应，而这种对应方式使他们有了不同的期望和生活方式。

  小麦是一种社会性的庄稼。为了种植小麦，大片区域需要被耕耘、播种、收获，这些过程需要依靠高效合作的社会组织完成。在农民种植作物、磨坊磨好面粉、面包师烤出面包的过程中，培养了社会的协作发展，释放了社会成员的力量，鼓励人们承担专业的角色。于是，政府机构不可避免创建出来，一系列维护生产秩序的法律和条规以及等级制度相继出现，这是城市发展成功的先导者。相反，玉米种植无需强迫合作，一个人即使只有小面积土地，也能够产出大量的食物来源。

  更重要的是，与其把小麦看成是食物，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手工艺式的商品。它在技术、方法上为依赖于玉米的人们提供了没办法想象的方式空间。在熟练的手工艺人手里，面粉能衍生成面包、蛋糕、布丁、馅饼等美食，在古老的东方则变幻成更为丰富的面食。在很多个世纪里，餐馆和面包房都是城镇的中心，在城市和乡村的社交互动中提供集中地。相比之下，很难想象玉米饼、玉米粥对于人的技能有什么更高要求。

  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小麦的独有特性成了城市文明建设中的支柱。当哥伦布航行到新大陆后，欧洲已经有20多个城市的人口在5万到10万之间；有80多个城市的人口在2万到5万之间；更有了无数的小城市。而整个美洲，只有古老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很难说有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

  不过，以玉米为主产区的人们大可不必为此泄气或妄自菲薄。当社会秩序因遭受动乱或天灾而失衡时，小麦的社会性优势会变为劣势，人们会遭遇集体饥饿的危险。我们正真看到，16世纪到17世纪，由于原产美洲的玉米、土豆的到来，明末清初的人口迅速摆脱了气候剧变和社会动乱的影响，得以迅速增长。玉米和小麦从此在中华大地互为补充，各显其能。为此，我们不得已感谢那些漂洋过海把玉米种子带回中国的人。他们永远可以让我们尊重。

  人类之于种子，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它、利用它，更是主动地改良它、创新它。对种子的不断探索之路，也成为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和技术创新之路。

  当人类数量很少并且分布广泛的时候，采用简单的方法收集食物就能满足基本需求。当人口一直增长之后，人们逐渐偏爱更高产量、更容易获取的自然杂交作物种类。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仅靠从自然界筛选天然杂交种子很难满足需求了。

  1798年，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悲观地认为“人口增长的力量远远多于地球供人类生存的力量”。然而，两个多世纪过去，马尔萨斯关于人类和食物供应的可怕预测并没发生。农业科学的干预确保了在食物公平分配的前提下，食物生产能跟上人口的增长。

  读《种子与人类文明》，那些近代科学家依靠科学思维不断进行植物杂交实验的传奇故事，仿佛就在眼前，历史人物鲜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看到，1717年，伦敦的苗圃工人费尔柴尔德受限于旧有传统和观点，面对自己用纯种美国石竹杂交出的一种名为“费尔柴尔德之骡”的粉色石竹惊恐不安。科学的种子要想萌芽，实在是需要突破一道道心魔。

  我们也看到，随着第一步的迈出，慢慢的变多的科学家开始陆续进行大量的杂交实验。施普伦格尔、奈特等科研勇士不仅通过杂交实验培育了新品种，还为遗传学和植物育种学奠定了基础。

  于是，花卉、蔬菜、水果和谷物的新品种被源源不断地培育出来。作为最伟大的先驱园艺家和植物育种者之一，卢瑟·伯班克培育出800多个植物新品种，包括苹果、梨、李子和草莓，以及多种蔬菜、园林花卉和谷物。如今，伯班克马铃薯成为美国最广泛种植的马铃薯，据说是制作麦当劳炸薯条的唯一正宗品种。

  第一个是诺尔曼·博劳格。作为国际小麦改良计划负责人，他组织多个国家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被称为“绿色革命之父”。博劳格到许多贫穷国家，使小麦良种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20年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增长数倍。鉴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年龄的人，在为一个饥饿的世界提供粮食方面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博劳格获得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

  同样具有这样情怀的，还有中国的袁隆平。1973年，袁隆平领衔研发的三系杂交水稻问世。上世纪最后25年，我国通过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相当于解决了35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确保了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袁隆平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种子与农业的命脉息息相关。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不仅包括产量，更体现在质量上。我们正真看到，原产中国的猕猴桃，被外国改良品种后，改名“奇异果”高价涌入中国市场；占据中国市场90%份额的香水月季，源自中国野生月季……要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打好粮食主动仗，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从这个方面来说，加强种子研究，我国还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启动国家种子基地建设，构建了以海南、四川、甘肃为主的三大国家级制种基地，52个杂交玉米和水稻制种大县，以及100个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为重点的良种繁育“国家队”，其目的是由产量型向提质增效型转变，努力培育更多更好的突破性品种，让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健康。

  “一粒种子能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每一个和种子打交道的人，都是带着当代人的问题意识，用当代人的思维方法，寻找属于当代人的历史启示。《种子与人类文明》用当代人的视角，关注两个长久的话题：我们从种子世界里学到了什么？我们怎么样应对种子的未来？只有做出合理公正的、对全人类有益的选择，才可以找到种子的希望所在、人类的希望所在。

  作者： 李自强分享文娱频道精选进入文娱频道阅读推荐热门图片进入图片频道精彩视频进入视频频道